史德明

摘 要：自维特根斯坦以及赛尔等人后，西方学术史对语言的认识，历经了从“语言工具论”到“语言建构论”的重大转变。语言已经不再只是单单的被视为交流的工具手段，其建构的力量在逐渐的引起学者的注重和探索。文章从“语言建构论”的视角出发，探讨蒂莉·奥尔森小说《我站在这儿熨烫》中边缘女性的困境。而她们无法逃离的命运，恰恰是语言筑起的一座无形的牢笼。这些处于边缘的女人，唯有意识到语言对自己身心的双重禁锢，才有希望突破这被囚禁的一生。
关键词：语言 建构 边缘女性

　　一、引言
　　蒂莉·奥尔森是俄裔美国作家，小时候由于家境贫寒不得以在中学时代辍学，帮助父母维持生计。1934年，这个于工作之余读书的女人终于凭借着自己的诗歌、小说和散文得到了美国文坛的瞩目。只是迫于现实的压力，她不得已只有选择放弃，因为那微弱的稿费实在不足以供养她的家庭。正如多年以后在她《沉默》中写的那样，“在应该尽情写作的年华里，我却因为无法逃避的事情终日忙忙碌碌”[1]（P38）。再次提笔写作，来完成青春时节中的未竟之梦时，蒂莉·奥尔森已是年近五旬。年少时困顿的生活，中年里为生计而辗转，到此时都沉淀成她笔下动人的文字。她的种族身份和社会阶级，她的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都在语言的包裹下慢慢地形成。语言强化了外界对这些边缘人物的看法和定位，反过来这些身处边缘的人群又因为语言加剧了对自我边缘化倾向的认同和肯定。正如萧伯纳在《皮格马利翁》中的描写，语言不仅让别人对自己产生认同，同时也会让自己达成对自己的又一番看法。正是经历过边缘生活，才使蒂莉·奥尔森有机会得以重新看待这种种过往的生活，以及语言对边缘化人物，尤其是女性的影响。是语言，让人们习以为常于当下的生活，也是语言区分了社会的阶层，以及各种不同的文化，政治，商业，乃至于社交圈子。其实，每一个圈子都是一道无形而又真实得不可抗拒的围墙，它无形的存在让人们很少有机会一探究竟，而它无形的存在又让发现其存在的人不知该如何去打破。
　　语言建构论，恰恰是在语言建构人类思维的基础上的再进一步。从语言建构论的角度来看，语言不只是人类应用的一个手段或是工具，语言还有其主动建构的一面。语言与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是一个相互建构的过程，互相巩固，互相完善。这也是为什么在长达千百年来女性唯唯诺诺的一个原因，不仅是因为这些女性不敢反抗，而是因为身处边缘的女性，在语言无形的奴役之下，根本意识不到反抗，亦或是意识到了要反抗，却找不到反抗的方法和出路。关于这个现象，可以在乔姆斯基的一次访谈中寻到原因。在访谈中，乔姆斯基在论及奥威尔问题时说：“为什么人们拥有的有效证据如此之多，但他们对于自己所生活的社会却知道得如此之少？答案往往可以从灌输和宣传的形式那里找到。”[2]（P184）语言传达了社会所需要的思想，反过来语言又在人们的头脑中强化了对这个建构起来的社会的种种认同。因此，人们很难发现社会中存在的一些缺点，甚至是陋习。而蒂莉.奥尔森的这篇自传式短篇小说《我站在这儿熨烫》，恰恰反映出了语言的这种建构性力量，并且通过对文中无名的母亲，以及弱小女儿艾米莉的描写，揭露了处于语言奴役下的边缘女性这一严酷的事实。

　　二、语言与奴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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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德明 北京语言大学外国语学部 100083）

（原载于《现代语文》2017年8月上旬刊-学术综合）